林微因是一个出身于官僚知识分子家庭的大家国秀。梁从诚说：“我的外祖父林长民出身仕宦之家，几个姊妹也都能诗文，善书法。外祖父曾留学日本，英文也很好，在当时也是一位新派人物。”她有着不凡的家庭背景，嫁的丈夫也是名流之子，所以说她是一个从繁华中走出来的女子。
在年4月23日泰戈尔访华之际，当时的上流社会惊叹她是“人艳如花”。她20岁就以才貌双全闻名于当时的北京上层文化圈，仅仅用业余时间便创作出了极具专业水准的文学作品，在京派作家圈中拥有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。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之一，她将自己置身于男性主流社会中，并获得了至高的殊荣与赞叹。她24岁被聘为东北大学建筑学教授，45岁时被清华大学聘为一级教授，在自己的专业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。
这是一个集万千繁华于一身的奇女子。她在“太太的客厅”里也是出尽了风头的，她似乎是为繁华而生，又为繁华而存在的，总是一个群体的中心人物。被生活击倒，还要继续奔跑。像林徽因这样的“万人迷”，很多人以为她不能承受过于平淡的生活，但她确实能够过平淡的日子。在避难期间，她和梁思成住在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，所租住的农舍很简陋，外面下大雨，里面就下小雨，是老鼠和蛇经常光顾的地方，甚至连吃水用水都要到村外的水塘去挑。
据说林徽因买回的第一样物品是一口近一米高的陶制大水缸，用来储存挑进屋里的日常用水。到了晚上，只能靠菜油灯照明。他们在一只三条腿的火盆上支一口锅，在锅里做饭。用煤灰和泥做成的煤球就是他们做饭的燃料。他们必须天天外出去买食物，因为那里没有任何冷藏设备，走的是土路，天气干燥的时候，路上尘土飞扬，下雨天则满是泥泞。那个地方，没有布，没有电话，没有交通工具。
这位名门国秀，从繁华生活里走出来的留洋才女，在那一段时间里，似乎变成了一个男人。甚至她自己要爬上房顶修葺他们的住所，她俨然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人。李健吾曾在《林徽因》一文中说：“我最初听到他们的信息，是有人看见林徽因在昆明的街头提了瓶子打油买醋。”然而那个时候比起在昆明时，则是差了不知多少倍。由于梁思成车祸受伤的后遗症不时发作，是不能干体力活儿的，于是操持家务的重担就落到了林徽因身上。
而林徽因并不是擅长所有的活儿，她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说：“每当我做些家务活儿时，我总觉得太可惜了，觉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、更为重要的人们。于是，我赶快干完了手边的活儿，以便去同他们“谈心”。倘若家务活儿老干不完，并且一桩桩地不断添新的，我就会烦躁起来。”这样的生活何止是平淡，简直是困苦交加，时刻都在考验着她的忍耐极限。金岳霖曾这样概括那段时期的林徽因：
“她仍旧很忙，只是在这种闹哄哄的日子里更忙了。实际上她真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浪费，以致她有浪费掉生命的危险。”很难想象，这是曾经的林徽因，她习惯了“天堂”式的生活，在“地狱”式的日子中也并没有倒下，而是坚持着走下来，一坚持就是整整6年。而且，并不仅仅是平淡，还有危险。林徽因在给费慰梅夫妇的信中写道：“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歼击机的扫射都像是一阵暴雨。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，在头顶还是在远处都一样，有一种让人呕吐的感觉，尤其是当一个人还没有吃过东西，而且今天很久都不会再吃任何东西，就是那种感觉。”
她承受住了这样的极限，能“咬紧牙关挺过去”。但她并不是全然将自己埋没于这些平淡中，她还要振作起来，不能让平淡吞噬了一切。她总是把两间简陋的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她也经常会在窗台上的玻璃瓶里插上从田野里采来的鲜花，她与当地的百姓相处得极为和谐，他们总是愿意靠近她，并向她讲述他们的故事、分享他们的快乐，甚至时不时把他们所拥有的“稀缺物品”赠送给她。这样一来，看上去平淡得几乎让人窒息的生活又恢复了生机，为她那段人生增色不少。
是的，人生聚散无常，起落不定，或许今天繁华万千，明天平淡就会降临，如果只经得起繁华，却归不起平淡，那恐怕意味着将会有无尽的痛苦与挣扎来到你身边。